國企主導中式「PPP」 須引入私企

【達人專欄】黃元山

據中國財政部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底,內地政府積極推動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有關項目已經落實1,351個簽約,總投資額高達2.2萬億元人民幣。

筆者認為,投資者想了解未來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狀況,便須持續關注PPP的財政異動及項目動向。

從政府的角度,PPP模式能提振投資、解決產能過剩、紓緩政府財政壓力等問題。雖然近年內地政府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有所下降,主要是擔心信貸及槓桿仍然過高,但實際上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仍然保持每年上升20%增速,因此筆者相信未來基建項目的融資需求將會持續增加。

基建帶動經濟 資金何來?

無可否認,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完善,勢必能帶動經濟及社會全面發展,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便曾提出「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理論」,其核心主旨是國家應以基礎建設為經濟政策重心。目前中國力倡的「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便是全球性大規模基建網絡的政經戰略。

據了解,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都為PPP模式監管框架的主要參與者,2014年12月財政部更正式成立PPP中心,負責政策研究、諮詢、培訓以及協調不同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

另外,回顧中國經濟改革發展進程,內地政府一直採取積極性干預基建及產業政策的態度,藉着國有企業配合政府政策介入,過去成功幫助經濟短時間內急速增長;但不能夠忽略的是,私營企業的興起亦有擔當重要角色及作用,始終國家不能(也不應該)永遠單靠依賴國有企業來推行各種經濟政策。

更重要的是,過去10年內地不少創業型的創新企業幾乎屬於私營,由此可見內地政府大力扶助及承認私營企業重要性,亦是實踐經濟增長的關鍵點,因此PPP不應局限於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小圈子」活動,理應要廣攬私營企業及民間資本的加入。不過,當大家都認同基礎建設是國家經濟增長重心戰略時,那麼問題便來了,究竟基建的資金來自哪裏呢?

提升至國家戰略 起牽頭作用

首先,從中央政府角度來看,公共預算有其限制,而過往地方政府一直存在資金缺口問題,很多時候只能利用土地使用權出讓、土地稅收等方式來賺取額外收入。

筆者記得以前有新聞指,北京、天津及河北等省市地區於2020年底前須投入42萬億元人民幣發展基建項目,但是地方政府卻早已為此承擔巨額債務,此事件後來導致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出43號文,限制地方政府融資工具(LGFV)濫發新債,以及設定債務上限。

在此背景下,可見政府更加需要私營企業參與,從而吸收民間資本落實推動PPP。事實上,在中國「十三五」開局之年時,便把PPP模式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賦予它發揮積極的牽頭作用,並自2014年以來實施一系列有關PPP的立法措施,以規定PPP的基本原則。

從正面角度來看,這些因素都能幫助地方政府更有效、更廣泛地實施基建投資,由此吸引資金流入,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及優化財務管理。

不過,數月前,國際評級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就發表報告預計,PPP實施期間(直至2020年的5年內),將能幫助中國建築業的定單大幅提升,項目範圍涉及城市軌道交通、保障房、高速公路等,但報告亦指出大部分PPP項目回報率一般為5%至8%(甚至更低),對民間資本來說吸引力十分有限。

投資回報欠吸引 國企債務高

而且,細心留意一下之後,其實中國的PPP模式有別於西方,準確點來說應該叫做PSP(S是指Social Capital),而這個Social Capital,其實主要也是國企,因此,也有人說,中國的PPP,其實是Public-Public-Partnership。

對此,筆者歸納出3個原因:(一)PPP的投資回報為5%至8%,未能吸引私營企業,但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回報足以心滿意足;

(二)常見的PPP項目交易結構多為BOT(有建設—租賃—經營—轉讓),但中國的PPP卻不見得是這樣,私營企業即使出資也未必擁有項目的決策權或營運權,導致投資風險太高,亦欠缺透明度;

(三)目前中國有關PPP法規及配套政策仍未完善,若在發展PPP項目過程中出現違約等問題,私營企業的投資風險及收益都會受損,以致它們的投資熱情並不高昂。

另外,坊間一直誤解中國民間企業的債務負擔多於政府,若看國家債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中國債務佔GDP的55%,確實比美國(佔89%)、德國(佔80%)、加拿大(佔70%)都要低,但事實是中國的整體債務水平都高於這些國家,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業」(很多都是國有企業)債務佔GDP的比例甚高,這部分其實亦為公共債務負擔。

問責增透明度 國私企平等參與

因此,當我們知道中國的債務負擔有多少,便可理直氣壯地問:「到底發展基建的金錢能從何來?」接着,當我們知道政府的公共財政有限,而私營企業參與PPP的熱情不夠且存在困難時,筆者得出結論是,為了創造足夠資本以真正落實基建設施所引導出來的經濟增長,內地政府必須確保私營企業及民間資本有足夠的自主自由發展,同時制定法律以保障它們利益,筆者相信PPP才有望順利健康發展。

總括而言,中國要成功發展PPP的關鍵要素,是必須實行問責制及提高透明度,讓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能平等地參與PPP,把本身不對稱的權力背景關係去除。

筆者並不否認,國有企業始終佔有主導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地位,但政府不能忘記,PPP模式主旨強調政府與社會資本的長期合作關係,故私營企業必然是推動PPP的重要部分,透過它們的優勢及參與,最後才能真正實踐驅動投資、項目上馬、穩定經濟增長等長遠目標。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29/%E5%9C%8B%E4%BC%81%E4%B8%BB%E5%B0%8E%E4%B8%AD%E5%BC%8F%E3%80%8Cppp%E3%80%8D-%E9%A0%88%E5%BC%95%E5%85%A5%E7%A7%81%E4%BC%81/

加密貨幣 有喜有憂

【達人專欄】黃元山

近年來,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炙手可熱,最受歡迎的加密貨幣一直是大家熟悉的比特幣(Bitcoin),日本政府今年4月更通過一項法律,承認比特幣是法定支付方式之一並且納入規範,因此接受比特幣的日本商店大增。當然,經濟時勢及大環境也促成比特幣的崛起,例如中國的外滙管制過去兩年越趨嚴厲,據說不少國內人通過比特幣作跨境外滙交易,另外中國遊客到其他各國的購物需求,促使亞洲各國比特幣需求大增,再加上近期WannaCry勒索病毒,特別要求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的贖金,使到更多人留意比特幣,因而比特幣在過去一年大幅上漲。而隨著其他加密貨幣的興起,比特幣的佔有率已經稍為降低,近兩年成長最快的加密貨幣則是以乙太幣(Ethereum)與DASH為主,其中以乙太幣過去一年升了很多倍,引來大家對行業泡沫的擔心。究竟這行業是能持久的徹底金融創新,或是Fad呢?

用作募資 恐釀泡沫
許多加密貨幣的分析認為,它有機會改變實體貨幣如美元的影響力,以比特幣為例,因為它有實質用途與實用價值,亦即可作為支援進行國際支付的商品交易與服務,加上不需經由各國央行控制貨幣的管道,且容易交易與轉移,跨國交易更沒有轉帳與手續費等問題,又能避免透過央行交易所造成的安全與隱私問題,加上加密貨幣所採用的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限量與可永久保存的特性,讓多數人將其視為虛擬世界的黃金,就如實體經濟的黃金一樣有保值能力。

反面看,包括比特幣在內的所有加密貨幣,幾乎都是遊離在主流金融交易市場之外。事實上,現今人們使用比特幣主要並不是追求它的效率,反而是其匿名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功能,所以比特幣容易淪為洗黑錢工具。

而今年的最新發展引起了我的思考。原來除了當作傳統消費性的交易媒介,現代的加密貨幣應用更加入了企業募資的功能,讓加密貨幣替代傳統股票債券成為公司募資的新方法,每間公司可以發行自己的加密貨幣,投資者可以各自買賣。根據Axios報告顯示,自2017年以來,美國共有65家新創公司使用加密貨幣募集了5.22億美元,這些新創公司繞過傳統金融機構和創投資金,直接使用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來融資,這類以加密貨幣應用於融資的金融創新的出現,然而因其不受監管,已有專家開始認為恐怕將成為下一波金融泡沫,當中的投資者蒙受著巨大損失的危機。

自由發行 保值成疑
這新應用正正點出加密貨幣的另一個特點:在任何一個加密貨幣中,貨幣的增長率會不斷下降,所以Supply(供應)不能無限量增大。但是,不同的加密貨幣的種類及數量卻可以無限,甚至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貨幣!於是,在這結構下,深層次的問題變成是:長遠來看,這個貨幣系統能夠保值的基礎就有大疑問了。

未來幾年,加密貨幣必然對各國政府的法定貨幣構成一定威脅,歐洲央行具體報告指出,比特幣有可能威脅中央銀行建立的金融體系,應當提早提出規劃與防範。在貨幣戰爭的年代,歐美政府帶頭印鈔票救經濟,各國爭相把貨幣貶值,各國央行利率趨近於零,通貨膨脹隨時發生,在大家對法定貨幣與各國政府金融政策失去信心下,剛好為加密貨幣提供了一個抬頭的機會。能否翻天覆地改變世界,現在還是言之尚早。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

社會責任投資

【達人專欄】黃元山

藉投資同時實踐社會公義、環境保護、永續性經濟發展等正面價值因素,帶動近年社會責任投資(SRI)於全球成為快速發展的新型投資產品,造就SRI全球資產管理規模(AUM)高達23兆美元。然而SRI自2015年錄得強勁回報後,去年投資表現未如理想,引發市場對SRI投資風格的批評及誤解,但筆者認為這不失為重塑價值與發展模式的大好時機。

截至2016年底數據,安碩MSCI凱特400社會指數基金(NYSE:DSI)於過去一年(10.9%)、三年(8.1%)及五年期(14.2%)的年度化回報率都落後於標準普爾500指數(12.7%、8.5%、14.6%)及MSCI USA IMI指數(12%、8.9%、14.7%),因此有市場言論指,SRI投資風潮已經由熱轉冷,並批評其回報表現欠佳是因為投資過程缺乏透明度、追求財務指標及社會回報互相抵觸等問題造成。

然而,與市場批評並存的事實是,SRI正處於不斷改善及發展過程中,而且有不少金融機構對其發展前景仍抱持樂觀看法,甚至落力推動相關投資產品面世,舉例去年12月全球著名私募基金TPG(德太投資)宣佈投放1億美元於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Bain Capital(貝恩資本)預計今年內推出SRI主題基金;投資銀行高盛亦一直關注SRI行業的各種投資機會。

其實金融市場有不少機構都積極以自己方法來推動SRI,例如自稱慈善投資機構的Omidyar Network(歐米迪亞網路)便自行制定編纂框架,以評估不同形式的SRI投資方法,由於其評估內容跟一般資產管理報告相似,幫助投資者把SRI連結商業面向,從而大幅增加投資信心。

筆者相信,以上因素將能幫助SRI資本更具有流動性及趨向專業管理、重新調整市場及行業定位、加強大眾對投資信託義務的理解;吸引更廣泛性及複雜性的公私營機構(如銀行、家族團體、退休基金等)參與,使整個行業獲得更持久性增長。在此背景下,未來投資者對SRI的好感及關注勢必增多,當投資需求轉強,全球金融機構持續研發相關產品,供給可望大幅增加。

不過,改革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儘管SRI資產規模日漸龐大,但投資管理風格之保守性、被動性、限制性的改善,仍需時間促進及整合,期望SRI能進一步慢慢成為主流投資趨勢。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22/%E7%A4%BE%E6%9C%83%E8%B2%AC%E4%BB%BB%E6%8A%95%E8%B3%87/

醫療行業的藍海

【達人專欄】黃元山

在科技的推動下,人口老化和銀髮市場可能會對傳統的醫療產業帶來改革,也可能會有發展藍海的機會;傳統以來,醫療產業着重醫病,越多病對醫療產業需求越大,但其實老年人不單只希望病愈,而是能防範於未然,能居家安老和生活更安全舒適。因此,預防疾病、慢性病管理、社區護理等市場發展潛力可能更大。

最近筆者發現2013年於美國成立的護理服務機構Hometeam發展不俗,其主力做老年人和專業護理人員配對服務,僱用員工逾1,000名。筆者認為,其成功之處是開發一套培訓系統,以及改革傳統護理人員的低薪制度,近期它更推出數字技術平台,致力改善老年人的護理服務質素,難怪短短幾年已獲得數千萬美元創投支持,最重要是引起更多人對「居家養老」(aging in place)的關注。

事實上,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對健康護理及養老服務需求日益增加,政府、醫療部門、社區、家庭及養老院面對不少壓力。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把高科技運用於醫療的創業案例不少,但好像Hometeam這種主打高質素「居家養老」的公司卻是少數,它既符合社會需求,亦有助減輕各單位的壓力負擔,加上擁有專業的護理人員、有效的監管質素,這些優點都能吸引更多資金注入,例如之前它便從Oak HC和FT籌集近3,850萬美元資金。

另一個例子就是以精通科技揚名的日本人,他們想到通過研發護理機器人,解決老人的醫療保健及護理問題。

最近,日本理化學研究機構Riken推出第三代Robear護理機器人,它的樣子像北極熊般可愛,還擁有強大力氣,能把老人從床上搬到輪椅上,或者協助他們步行、如廁援助、洗澡等活動,有助減少護理員人手的需求。

有報告指出,2025年日本將出現38萬名護理人員的空缺,事實上該數字有可能達到50萬。日本政府知道,最明顯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從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印尼等輸入護理人員,可惜目前外國勞動力遷移仍屬有限度規模。

隨着全球人口老化,相信以上的產業例子肯定會越來越多,至於香港的投資者和創業者能否分到一杯羹,就要看看未來的發展了。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09/%E9%86%AB%E7%99%82%E8%A1%8C%E6%A5%AD%E7%9A%84%E8%97%8D%E6%B5%B7/

政府牽頭搞社企可行嗎?

【達人專欄】黃元山

近年南韓依賴娛樂及文化產業名利雙收,而當地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發展亦經常被認為是亞洲的先驅。筆者翻查資料發現,南韓的社會企業發展契機始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國民最低失業率曾逼近7%,令政府的公共財政飽受嚴峻壓力,經濟危機引發貧富懸殊、社會及環境、勞動力市場等問題,就是在這種負面背景下,促使南韓政府決心制定政策解決逆境。

政策重心變解決就業

為求改變失業率高企等社會問題,南韓政府於2000年推出「國家基本生活保障法案」(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Act),該法律規定公民社會團體必須有「自給自足型企業」資格才能獲得政府補助,可被視為是社會企業的最初形象,及後在政府推動下,這些企業紛紛成為幫助解決失業及貧窮等社會問題的政策工具。

事實上,於南韓的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政府一直保持開放態度讓公民社會團體參與,令政府不須投放大量資源,而是藉與公民社會團體交流和合作,繼而達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目標。不得不提的是,2007年南韓勞動部更率先通過「社會企業促進法」(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規定「工作整合」(work integration)為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之一,讓南韓成為亞洲首個以立法推動社會企業的國家。

但筆者認為,雖然南韓政府出心出力扶植社會企業,但歷史背景關係令她們的社會企業目標側重於創造就業機會,變相忽略了其他社會利益及服務。若把南韓和本港相提並論,亦可發現兩地的社會企業特質大不同,本港政府有多個部門推動社會企業,各部門各有政策實踐目標。

政府干預或限制創新

簡單而言,南韓政府對支持社會企業發展是在具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進行,以及是從國家立法層面去認同社會企業的定義,故社會企業都是獲得政府認證的機構;而香港的社會企業則不受立法所限,經濟及發展模式不會受到政府直接干預,因此我們評估兩地的社會企業的發展與成果須小心處理。另有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3月止,南韓有801家社會企業獲得政府認證,該數字亦年年增長。

總括來說,筆者認為透過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來推動或改革社會政策,效率當然十分高,但當中亦有缺點,以南韓推動社會企業為例,國家的角色難免會變成積極性干預,而政府的財務支持亦有可能會弱化社會企業的持續發展能力,甚至會限制社會企業的創新發展動力,某程度上會令法律政策與社會企業之間失去一個平衡點,最後產生一定社會副作用。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20/%E6%94%BF%E5%BA%9C%E7%89%BD%E9%A0%AD%E6%90%9E%E7%A4%BE%E4%BC%81%E5%8F%AF%E8%A1%8C%E5%97%8E%EF%BC%9F/

一帶一路助華走出去 香港要識路

【達人專欄】黃元山

一帶一路會否成功?香港是否能參與和從中受惠?這就牽涉到甚麼是一帶一路和其演變。

每個人對此都有不同的解讀,筆者認為這個概念其實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意即概念還在不斷的演化和被演繹中。由於定義不同,其實很多時候坊間的評論,其實可能並非在同一頻率討論。

一帶一路投資額降 遭外媒質疑

當然,對一帶一路的前景,最近引發不少質疑聲音,先是被歐洲多國拒絕簽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一項貿易聲明,而筆者翻查數據發現,近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正逐步下降,更被外國傳媒指是宣傳大於實質作用的地緣政治工具。

面對市場質疑,中國必然是否認立場,有官員便重申一帶一路計劃重點是建立一條連接中國與東南亞、中亞、中東、非洲及歐洲的交通網絡,例如鐵路、港口、發電廠等基建項目,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則,以實現互利共贏的最終目標,因此不包含擴充地緣政治戰略的意圖。

事實上,有研究調查指出,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CDB)及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光是這兩家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額度便高達7,000億美元,此數字更超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ADB)、泛美開發銀行(IDB)、歐洲投資銀行(EIB)、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及非洲開發銀行(AFDB)所加起來的貸款總額。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OBOR)是中國實現對外發展的重要戰略,根據中巴經濟走廊(CPEC)協議,中國將投資逾440億美元幫助巴基斯坦的基礎建設。雖然CPEC是中巴各取所需的協議,兩國可藉助經濟活動及投資貿易日益壯大,然而任何投資皆有回報和風險,之前中國對委內瑞拉,可謂是人棄我取,導致信貸有一定程度的損失,而巴國會否有機會是另一個委內瑞拉的翻版呢?

事實上,過去三年共有47家國企參與一帶一路國家項目達1,676個,以推動當地經濟及社會發展;可是卻有不少銀行人士及國企職員私下抱怨,參與投資一帶一路的計劃都是被「阿爺」強迫的,須知道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當然,一帶一路固然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社會及民生等環境帶來極大幫助,但不能否認,中國能從中獲得更多政治及經濟實力,繼而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環球經濟市場的形態。

不過,有趣的是,引用最近中國商務部數據,看到其實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融投額度,並非如想像中直綫上升。

首先,一帶一路計劃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然而有數據顯示,2016年CDB對一帶一路國家的貸款餘額為1,100億美元,較2015年同期下跌10億美元;而貸款比重亦從2014年的41%跌至2016年底的33%。筆者認為,數據未必能反映事實的全部,但至少能夠帶出一個較少人留意的畫面。

屬宏觀策略 任何國家可參與

另外,去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下跌2%,今年首三個月同比更下跌18%;同時,去年中國對53個一帶一路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為145億美元,只佔中國對外整體投資的9%。

事實上,2016年中國對外整體投資金額大幅增長40%,然而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竟是新加坡。眾所周知,新加坡是已發展國家,軟件及硬件俱全,國民收入亦高,絕對不是需要中國經濟支援的首要名單,也許這個例子亦是其中原因,令外界質疑中國一直強調援助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口號名不副實。

筆者認為其實一帶一路只是一個概念框架,既是動態的,也可以因時制宜。除了新加坡這個例子以外,另一個例子就是智利。智利和其他南美國家,當然不屬於一帶一路沿綫的發展中國家,但是智利就成為一帶一路的倡議者,而且也有出席剛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怎樣解讀這個發展呢?

當然,在2015年發表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其中提到:「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基於但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讓共建成果惠及更廣泛的區域。」即是說,任何國家均可以成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一帶一路其實是一個中國走出去(資金、技術、人才等)的宏觀策略和方針,而非單單對某幾個國家和項目的方案。

港應把握機會 毋須囿於口號

既然如此,香港的角色,就不一定要走到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做一些自己沒有競爭優勢的業務;而是把握機會,更好的發揮和鞏固已有的優勢,包括金融、貿易、專業服務、物流等。

香港從來賴以為生的,都是一個開放包容進取的態度,無論是甚麼口號,只要外面的市場繼續擴大,香港就有空間繼續發展和尋找機會。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09/%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8A%A9%E8%8F%AF%E8%B5%B0%E5%87%BA%E5%8E%BB-%E9%A6%99%E6%B8%AF%E8%A6%81%E8%AD%98%E8%B7%AF/

物業衍生產品

【達人專欄】黃元山

買樓但驚樓價大跌,投資者有何途徑規避風險?最近英國有基金公司結束營運旗下一款追蹤當地樓價的「物業衍生產品」(Property Derivatives),又再引起這些另類衍生產品的討論。

物業衍生產品是以物業作為參考資產(Underlying)的衍生工具,假設投資者買入一層樓,但擔心樓價下跌而蒙受損失,便可透過沽售物業衍生產品賺取利潤,以填補(或對沖)樓價貶值的損失。據筆者了解,現時市場上常見的物業衍生產品有:總收益互換(Total Return Swap)、遠期合約、期貨、期權及結構性票據,該類型產品的定價主要依據各地區的樓價指數;以英國為例,便是掛勾Investment Property Databank Index(IPD)及富時英國商用物業指數,足以涵蓋英國大、中、小型城市的商業樓宇價格資料,而更可以在歐洲交易所Eurex做MSCI-IPD UK這個指數的期貨買賣。

筆者認為,任何投資產品的生與死,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交投活躍度,近幾年英國的物業衍生產品市場交投越來越少,成交幅度收縮擴大,關鍵在於雙邊市未能做到平衡,當大部份投資者對樓市前景都抱持相同看法,而一個大型單邊市是無法驅動買賣交易的。因此,交投要變得積極和活躍,樓市必須有波幅,亦即有升有跌或不斷轉勢,才能創造大型雙邊市。當投資者對樓市前景各有不同看法,代表有人會看好(Long call)和看淡(Short put),從而引發市場的交易動力。

再看近期本港樓市狀況,最新公佈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升穿155點,與2012年樓市比較的話則升逾150%,近10年本港樓價升多過跌,入場成本昂貴,故筆者認為物業衍生產品的優點是能讓沒有足夠財力投資物業的人,免除負擔昂貴的首期資金,以類似買股票的形式,能真正直接地參與地產市場。以香港為例,該類產品便是追蹤中原城市指數(CCL),主要反映本港私人物業住宅價格。但由於任何國家地區的樓市循環周期往往長達數年,令物業衍生產品較難在大型單邊市下生存;不過金融市場上的產品多元化應是一件好事,亦是成為世界交易所的一種優勢,因此港交所嘗試發展該衍生產品亦不是壞事,亦有助樓市投資者替其物業作對沖樓價下跌風險。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5/24/%E7%89%A9%E6%A5%AD%E8%A1%8D%E7%94%9F%E7%94%A2%E5%93%81/

可再生能源 難題未解決

【達人專欄】黃元山

近十年全球氣候暖化為人類生活帶來極大威脅,故各國不斷推行環保政策欲解決問題。據德國能源智庫Agora Energiewende數據顯示,今年4月,德國有85%電力來自風能、太陽能及潮汐等可再生能源,消息再度炒熱投資者對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產品的興趣。

雖然報告顯示德國的可再生能源於社會應用層面發展不俗,德國更定下目標,希望2030年前能夠全面禁止使用燃油發動機,屆時85%電力都由可再生能源提供,2050年希望能把碳排放量降至1996年的20%左右。不過,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創新高,電價卻不斷颷升,德國的電費就較美國貴數倍。

電費高企衍生社會問題
筆者認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是全球大勢所趨,但當中有兩大難題必須面對:一、天氣並非人類能夠控制,因此發電技術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天氣好時電量大增,但天氣不好時便要尋求儲存足夠電量的科技支援,以防止電力短缺;二、電費昂貴,畢竟可再生能源講求可持續性運用,政府必須平衡經濟、環保及社會三方利益,例如當窮人無法負擔電費時,政府須提供補貼等措施。

無可否認,德國是非常主動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的國家,成績有目共睹,政策值得各國借鏡。不過筆者認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會受限於不同國家(或城市地區)的地理環境及基礎建設,以香港為例,根本不夠土地發展風能及太陽能,加上樓宇密度高,即使天台安裝太陽能板,也容易被周圍建築物遮擋,而且電費若升至德國水平,相信也會衍生出社會問題。

綠色金融市場尚待發展
至於投資者最為關心的綠色金融產品,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綠色債券,近年其發行數量更以倍數上升,主因是受到200個國家達成聯合國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以及中國「十三五」規劃包括「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綱要等利好因素帶動,令不少金融發行機構對綠色金融市場前景感到樂觀。

不過,本港綠色債券的發行商只有2至3個(例如港鐵公司(00066)曾發行6億美元的10年期綠色債券),市場尚未成熟;投資者若要更多選擇,便要透過海外的可持續發展基金購買。然而,要真正發展這個市場,仍然困難重重,需要政府和業界的積極配合才能有機會成事。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6/05/%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9%9B%A3%E9%A1%8C%E6%9C%AA%E8%A7%A3%E6%B1%BA/

特朗普推邊境稅 撕裂美進出口商

【達人專欄】黃元山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其每項施政都影響着環球金融及經濟市場的脈動,企業邊境稅便已導致美國進口商和出口商之間的撕裂。若他處理稅制不當,將為企業的內戰付出政治代價,而新稅收政策出台或會牽連美國對外經貿關係,改寫現有國際貿易規則,為環球經濟環境帶來不穩定風險,最終可能讓美國納稅人自討苦吃。

特朗普推出新稅制改革,本來是為加強「美國製造」的吸引力,透過提高進口稅,減少美國的外包產業,試圖重振工業、製造業以及就業狀況,甚至推動大企業回流美國。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所謂的Border Adjustment(邊境稅務調整),透過調整企業利得稅(profit tax)的稅收和成本的定義和豁免,使出口商獲利,而進口商受打擊。這機制是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稱為「A Better Way」的稅改計劃新概念的一部分,為美國經濟學家AlanAuerbach所提出,按照此機制,美國的進口商品將等同被徵收20%稅項,同時等同給予出口商品補貼。

目前,美國出口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進口則約佔15%,故出口補貼佔GDP 的2.4%,而進口徵稅將提高佔GDP 的3%,有助美國的年均淨增長收入變為0.6%,並預計能推動美國十年內增加高達1.2萬億美元收入。不過,這個計算當然假設出入口比重不會因邊境稅務調整而改變。

這樣聽起來,稅務改革不止對美國稅收有正面影響,甚至也能推動就業。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很多經濟學者都相信,由於美國是採用浮動滙率制度,因此徵收邊境調整稅有可能造成美元升值。如此一來,對美國人來說進口商品價格會變得便宜;對外國人來說,美國出口商品則變得昂貴,由此可見滙率的變化最後會抵消邊境調整稅的作用。

有關滙率的部分,筆者舉個簡單例子說明:假設美元兌歐羅的最初滙率是一對一,亦即是1 美元能兌1 歐羅;但現在美國政府要對進口商品徵收20%稅項,同時對出口商品提供20%補助;我們再假設滙率升值與徵稅及補貼相同,那麼現在1 美元的價值便是1.2歐羅。

美元或升值兩成
早前《金融時報》亦有分析指出,若美國對進口商品徵收20%稅項,理論上美元便會升值15% 至25%,進口商品因徵稅而在美國市場變得昂貴,但由於美元升值可抵消此影響。

由於現時美國貿易仍然有赤字,假設這個貿易赤字在邊境調整稅後仍然持續,那麼,邊境調整稅和補貼的淨收入便是正數;但如果外債沒有爆發,則貿易逆差終會被未來的貿易順差抵消,使今天所得的淨收入變為負數,名副其實「出得嚟行,預咗要還」。其實我們只要明白邏輯,就能發現邊境調整稅在實際上的所謂「收入」,不過是從未來所借入,這猶如債務融資的概念,不論現時稅務優惠如何,當還款期到來,美國納稅人(消費者)還是得償還債務成本甚至利息。

最後,筆者認為邊境調整稅固然有優點,卻無法幫助美國商品提升競爭力,甚至可能引發其他金融經濟問題,而美國最後忙了一大輪,結果卻是「 偷雞唔到蝕渣米」,得不償失。

另一個問題,就是進口商和出口商之間的撕裂,前者因高額進口稅導致生意受損,當然不同意新政。有從事生產及進口兒童玩具的企業負責人就表示,他的玩具在中國生產,然後貼上美國公司標籤出售,但公司註冊地為美國,便要被迫負擔高額企業稅,舉例賣20 美元的中國製玩具望遠鏡,其中40% 利潤便要上繳稅務局,故抨擊新稅制不公平。此外,跨國零售企業Wal-Mart、百貨公司Target、電子零售商Best Buy及運動品牌Nike等數十家進口公司,都是受害者名單。

出口商方面,出口稅減少可幫助產量增加,他們自然高興雀躍。現時,陶氏化學、通用電氣、波音公司、輝瑞製藥廠等大型出口商更成立「美國製造聯盟」(American Made Coalition),藉此與進口商爭鋒相對。筆者認為,雙方爭執已令國會陷入兩難局面,企業內戰無疑會為美國內部帶來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一旦邊境稅真的出台,雖然表面上是針對企業,而非貨物邊境關稅,表面上沒有違背全球貿易協議,但環球市場不難把它視為一種貿易保護措施,引致美國與其他貿易夥伴的利益關係重新洗牌,甚至面臨報復行動,這長期對美國股市、美元滙價、其他海外經濟體以及環球資產價格等,尤其是依賴美國進口的全球產業鏈,都會帶來巨大深遠影響;再者,邊境稅是否符合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定,亦是值得懷疑,由此可見稅務改革並非特朗普想像中那麼百利而無害。

原文:https://junkrandom.wordpress.com/2017/05/18/%E7%89%B9%E6%9C%97%E6%99%AE%E6%8E%A8%E9%82%8A%E5%A2%83%E7%A8%85-%E6%92%95%E8%A3%82%E7%BE%8E%E9%80%B2%E5%87%BA%E5%8F%A3%E5%95%86/

主權基金買甚麼?

【達人專欄】黃元山

近年環球主權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日益膨脹,引來不少投資者關注,而總部設於美國的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機構(SWFI),每年都會發表「主權基金透明度指數」,並涵蓋10個指標用作評分,符合一項指標可獲1分,10分為滿分,希望藉此改善各國主權基金的管治。

結果顯示,今年首季表現最好的挪威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的淡馬錫基金、澳洲的未來基金(Future Fund)均獲得10分,本港的金管局及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投)則獲8分。市場有評論指,主權基金管理資金龐大,而且來自民間,理應肩負社會責任,透明度愈高愈好;但亦有聲音認為,透明度太高會不利投資回報。

各國基金策略不同
事實上,主權基金有不同類型及投資模式,例如挪威主權基金的主要財源是出售石油及天然氣,屬於透過公共資源來賺取收入;而香港的外滙基金主要是維持外滙儲備的穩定性(雖然也包括財政盈餘和其他累積盈餘);若再以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為例,其性質主要是跟國策(配合經濟發展)相輔相乘的產業,投資者只要細心分析,不難從中發現各國主權基金的性質各有背景因素及特色。

筆者認為,SWFI並非要求主權基金公開每項資產買賣交易,其10個指標屬於正常性基本要求,故基金提升透明度,跟提升回報沒有必然關係。以新加坡兩隻上榜的主權基金淡馬錫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為例,前者的營運資料公開工夫做得比較足,後者則較為神秘,若比較兩者回報,GIC只提供20年為期的回報數據,並沒有提供年均回報率,估計是基於策略方針原因,始終GIC主要多做與國家核心經濟策略相關,並非一般主權基金。

配合國策推動增長
另外,不少投資者對主權基金「買甚麼東西」甚具興趣,據CB Insights數據顯示,主權基金投資未上市的科技公司日益增加,2015年她們注資科技公司的金額約為22億美元,去年已經急升逾百億美元,注資公司數目亦由11間增至26間,當中淡馬錫及GIC更是熱衷投資這類新科技公司,這情況再次印證了新加坡的主權基金與國策緊密相連,投資目的並非為只賺錢、保本理財,而是希望透過投資達到整體經濟長遠發展的最終目標,甚至把海外投資視為擴展影響力、資源交換的另類交易。